在成华区地图搜索“多宝寺”，有一条多宝寺路、一条多宝寺南路、一条多宝寺西路、一座多宝寺公园，却不见古寺真身。
消失不见的古寺，却又为何能在街巷间留下“姓名”？
古刹溯源
魏晋肇始，神僧留迹
据《成都街巷志》记载，位于成都市东南郊的多宝寺路过去没有街道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形成的一条小街，一直到1981年地名普查时才命名，现在已经是新建的向东而去的成洛（洛带）公路起点。
与多宝寺路同时命名的还有与之相邻的多宝寺南路。它们因原来在这里的多宝寺而得名。
那多宝寺真的存在吗？
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迦叶佛时期，四川为汪洋，蜀人远赴天竺请回精美佛像，途中误杀海神之子，遭海神报复，船只沉没、众人葬身海底。魏晋年间，蜀地僧人挖土时挖出沉船、巨人人骨与一尊古佛，佛像底座刻有隶书“多宝”二字，当地人遂就地建多宝寺。
传说虽添神秘，却难成信史。据《华阳县志》记载，“多宝寺，治东城外十里。魏晋时宝掌禅师道场，唐显庆间重修。道因法师藏经于此，明正统间重修······”
如今，多宝寺公园多宝亭旁立有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祁和晖教授题写的《多宝寺公园题名记》，碑文明言：“古寺始建于魏晋间，乃天竺高僧宝掌和尚入蜀禅修道场······此僧信奉多宝古佛与《法华经》，即以多宝名寺。”由此可得，多宝寺始建年代可追溯至1600多年前。
书中提到的宝掌禅师、道因法师又是谁呢？
据《五灯会元》记载，“千岁宝掌和尚，中印度人也。周威烈十二年丁卯，降神受质，左手握拳。”生于周威烈王十二年（公元前414）的宝掌禅师7岁时剃发出家，手掌才展开，因此得名宝掌。魏晋年间，他向东游历，进入蜀地礼拜普贤菩萨。
成华历史人文丛书《万年场》中提到，宝掌禅师在多宝寺设道场，一住便是十年。他经常不吃东西，每天诵读《般若经》等一千多卷佛经。有人作诗咏赞他：“劳劳玉齿寒，似迸岩泉急。”有一天他对众人说，“我发愿在世上住一千年，今年已经六百二十六岁了。”故以千岁称之。
唐显庆年间，多宝寺重修，规模逐渐扩大。高僧道因法师避乱入蜀，居于多宝寺，在这里开坛讲经，常讲《维摩》《摄论》，听者达千人之多，还将大量经书藏于寺中。道因法师的到来，让多宝寺成为当时成都城东的佛教圣地，也为后来玄奘法师的到来埋下了伏笔。
唐武德元年（618），中原战乱，青年玄奘跟随兄长长捷法师，与众多为避祸而西行的学者一道，来到了相对安定的蜀地。
据黄运喜的《玄奘的四川之行》，冯修齐的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论》等文考究，玄奘在成都时，还曾到多宝寺学习。彼时的多宝寺，高僧云集、法筵兴盛，玄奘在这里潜心求学，与道因法师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。
为让佛教经典永世流传，道因法师组织僧人来到彭门山光化寺（即今都江堰灵岩山灵岩寺），聘请附近手艺精湛的匠人汇聚灵岩山，刻书经典，道因法师拉开了灵岩山石刻佛经的序幕。
唐太宗贞观十九年（645），玄奘从西域取经回到长安，奉旨译经。玄奘从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师中甄选僧侣，组建起译经院。其中，就包括58岁的道因法师。道因法师不负重望，为玄奘的译经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，由此获得“翻经大德”的荣誉称号。
墨韵牵情
欧阳通书碑，名刹留千古
道因法师一生授业玄奘、助译佛经，功绩卓著，却未入正史记载，幸而一通唐碑，拂去了岁月的尘埃，也让唐代书法大师欧阳通与成华多宝寺结下不解之缘。
唐显庆三年（658），道因法师卒于长安怀德坊慧日寺，享年72岁。唐高宗龙朔三年（663），道因法师逝世五年后，其弟子玄凝为纪念师父，恳请时任中台司藩大夫的李俨撰文，邀请欧阳通书丹，立《道因法师碑》。
《道因法师碑》全名为《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》，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。螭首龟趺，通高312厘米、宽103厘米、厚27厘米。碑额处浮雕一佛二菩萨像，下题楷书“故大德因法师碑”。首行题“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”。碑文共34行，满行73字，楷书。
欧阳通（625—691），字通师，潭州（今长沙）临湘人，唐代大臣、书法家，乃中国古代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之子。欧阳通工于楷，师承父法，刻意临摹，锐志钻研。欧阳通学书时期，正值初唐书法发生变化时期，而他则以“善学父书”著称。后与其父齐名，世称“大小欧阳”。传世作品以《道因法师碑》最为著名。
此碑书体严谨，笔力遒健，风范不凡，为欧阳通之代表作。清杨守敬评论此碑称：“森森焉若武库矛戟。”正是指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刚直不阿的气概，可谓书如其人，足见其书法价值之高。
碑文详细记述了道因法师在多宝寺讲经、避乱、藏经的事迹，以及他受玄奘举荐赴长安译经的经历，为研究唐代佛教发展、文化交流，以及多宝寺的历史沿革，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。正是有了《道因法师碑》的存在，终让道因与玄奘曾共同在多宝寺的故事为后人所知晓。
据《大慈续灯忆祖师一一大恩法师》一文披露，20世纪60年代，多宝寺尚有《道因法师碑》存立，却不幸遭到损毁。这也使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文成为唯一的原版唐碑。
随着这块名碑，跨越千年，流传至今——人们在欣赏“小欧阳”书法神韵的同时，也会循着碑文记载，探寻这座藏在成华的千年古刹。而唐碑的存世与后人的临习，也使多宝寺虽湮之于世，却传之不朽。
兴衰流转
潘时彤留痕，文脉永相传
自唐代兴盛之后，多宝寺历经千年沧桑，不少僧侣、文人见证着这座寺庙的兴衰。
明代宣德年间，多宝寺遭兵祸损毁，正统年间朝廷拨款重建、赐经建阁，住持释子量大幅扩充田产，达到鼎盛，留下《多宝寺石幢记》。明末清初，寺庙再遭战火，康熙年间募资复建。
清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，主修《华阳县志》的举人潘时彤偶然发现多宝寺双石幢编有《多宝寺双幢记》，并写下《多宝寺》。
诗中既有对古寺往昔盛景的追忆，也有对其衰败的惋惜。《多宝寺双幢记》中还记载，华阳人顾汝修曾与友人泛舟溪上，为多宝寺题咏《多宝寺十咏》，“城东迤北寺门高，郁郁松杉隔市嚣”一句就写明，当时多宝寺植被繁茂，相对偏僻。清代中后期，多宝寺正是因地处偏僻、香火渐衰，屡现破败。
近代以来，多宝寺虽日渐凋敝，却始终未褪去其历史价值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（今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）曾经在多宝寺旧址办学7年，直到1946年因房屋倒塌，才搬到茶店子现二十中校址办学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这里办了多宝寺小学。2004年在沙河整治中，多宝寺的最后一点遗迹不再存在，只是留下了多宝寺路这个道路名称。
后来，多宝寺公园建成，沙河潺潺流淌，清风拂过，不见僧侣的诵经声，唯有市民骑行、散步的温情身影。
漫步公园中，如今方能寻到一座“多宝亭”和一旁复刻《道因法师碑》外观的雕塑，让人回忆起传奇的多宝寺。
欧阳通用笔墨为成华古刹立传，让多宝寺的名字跨越千年；潘时彤用诗赋为成华文脉留痕，让古寺的兴衰被永久铭记。消失的多宝寺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传承之地、书法艺术的交融之地，更是成华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。虽仅存地名，却以无声的方式，诉说着千年秘密。
来源：方志成华（参考来源：《华阳县志》《成都街巷志》《太平广记》《万年场》《诗文成华》、成华教育、西安碑林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都江堰文体广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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